于是，一度以来，如何彻底解决收费公路问题，始终是争议热点。现在，北京直接动用立法手段，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不得延长。在最新出台的《北京市公路条例》中，明确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满应当按照规定拆除收费设施停止收费，并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。（据７月２９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　　法律对无休无止的公路收费问题说不，这当然是好事。毕竟，法律是社会目的实现的重要途径，是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平衡调节的最重要手段。那种在公路上设个“哨卡”，然后一劳永逸，无休无止的伸手要钱，来牟取部门和集体利益的行为，实际上损害的就是公共利益，法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。

　　问题是，仅仅有立法，就真的能规制公路收费“无止尽”的现实吗？换言之，中国当前的收费公路问题积重难返，原因就真的在于立法滞后吗？事实并非如此。上周，《东方早报》就曾刊发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谁说法律奈何不了收费公路》，认为《价格法》在收费公路问题上，完全可以大有可为。然而，这些年，我们看到的却是，大量的收费公路或是公然违规收费，或是通过转让经营权，来暗箱操作让收费无休无止。即法律处于失灵状态。

　　比如，最近北京市审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，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已累计收费１７亿余元，偿还贷款等款项后还剩余近６亿元。根据“贷款修路、收费还贷”的原则，京石高速北京段应停止收费。然而，这条京石公路，通过几易收费权，换身为经营性公路，继续大收“买路钱”，来大肆进行盘剥，法律又能奈我何？

　　也就是说，要想让收费公路收费期不得延长，这绝不仅仅是立法层面的事。立法之外，还有执法；执法之外，还有更多需要弥合的制度空间。比如，如何避免收费公路的转让、如何把相关收费与还贷情况厘清、如何使收费公路运营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公开监督之下，都是摆在收费公路面前的难题。显然，仅仅以立法手段给收费公路划定一个日期，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。

　　说到底，收费公路，还是要定位于公路作为公共产品这一本义上来解决。事实上，早在几年前，交通部相关官员就曾明确称，公路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，属于政府必须提供给社会的公共产品，应该无偿提供给用户。而当下，中国收费公路占全世界绝大部分，特别是大量收费公路无休无止的“还贷收费”的现实，应该催发我们，不应该简单地把目光停伫于规制具象的收费上，而应该立足于更为宏大的层面，对于收费公路这一制度本身进行及时地清理。

　　“贷款修路、收费还贷”政策，是国务院在１９８４年做出的。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，比如，考虑到当时“政府财力有限、有效投资不足”等原因。２０多年过去了，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，这些年ＧＤＰ捷报频传，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，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对旧制度的及时清理，应该是政府的理性务实。因此，对于收费公路问题，也只有让公路从起点上，就被赋予真正的公共产品本质，才能真正避免出现当前收费公路那种“永远还不清的贷款”的怪圈，才能不让公路成为与民夺利、与民争利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