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发展中国家相比，进入2001年以后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上升很快，保持在18.34%～19.33%之间，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达到19.33%，而同期我国宏观税负为15.12%.

    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表示，宏观税负不能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和GDP的比例来衡量，应该用“政府收入”和GDP的比例来衡量。

    税负高低应与公共产品挂钩

    这篇文章对宏观税负的计算截止日期为2005年，而没有按照最新的数据计算。

    根据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，2007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24947亿元，同比增长30.4%，接近2004年全年全国税收总收入25718亿元，这意味着在四年时间内中国税收接近翻番，远超GDP增速。

    这也意味着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实际上每年都在上升，安体富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表示，最近几年宏观税负水平每年大概以1%的速度上涨，按照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数据计算，不包含社会保障款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19%，而根据国际通行做法，社会保障款视为收税，因此加上占GDP约4%的社会保障款，中国2007年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接近24%。

    安体富认为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宏观税负具有自身的特点。其他国家税收收入基本上是政府全部收入，而在中国政府收入包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。因此，考察宏观税负的更准确的计算方式应该是政府收入与GDP的比值，如果按照这个计算方式，税负水平可能就会不同。

    安体富认为，宏观税负水平更应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挂钩。以北欧国家为例，虽然宏观税负高达40%，但是社会福利水平很高，保障范围号称从“摇篮到坟墓”，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。

    应考虑转变税收高增长趋势

    安体富认为，按照目前的趋势，以每年上涨一个百分点计算，“十一五”末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还要上升三个百分点。

    “中国的税收高速增长的态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”。安体富认为，考虑到三个因素，应该考虑适度转变这种高增长的趋势。

    首先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，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，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费用，税收政策必须为创新留下空间。

    其次，中国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，将来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如果现在税负水平过高，将来社会保障税将难以承受。

    其次是中国正在进行收入分配改革，职工工资将提升，如果税负过高企业难以承受。

    安体富认为，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极其低下，考虑到外贸顺差、贫富差距等多方面的因素，已到了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的时候，高税负不利于企业提高职工工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