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评论员　刘敏　

　　“安全”，不是一个古老的词汇。古汉语中，“安”与“全”几无并用。安全的意识，则相当久远，与人类自身的历史相伴而生。不论东方西方，都有免于死亡、免于战争、免于灾难的关于安全的神话。甚至，国家的起源，也被部分归结于安全的需要。　

　　从什么时候开始，“安全”与“食品”组成词组，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食品安全是一个相当现代、专属技术时代的概念。有人将之归为现代性甚至后现代的问题之一。　

　　在古代，肯定也有食品的安全问题。比如考古显示，古埃及出土的古尸大多牙齿损坏严重，因为他们的食物制作方法和环境造成食物中掺入沙子，磨损牙齿。再比如，中国魏晋时期，吞食丹药是社会风尚，从今天看，那是非常的不安全。　

　　如果说，食品安全是一个现代词汇，大部分意味着，现代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更加突出，食品安全危机更容易发生，也更为普遍。随便在网上搜检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食品安全事件，比比皆是，此起彼伏。其中，技术是主要肇因之一。如同许多兴奋剂无法检测出来一样，许多食品中危险的工业添加剂也防不胜防。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，保卫食品安全是场全球性战争，并不为过。　

　　当然，我们无意于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技术肇因的讨伐上，因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，是现代生活的规定性，改变不了。另一方面，就像无法将核危险全部归因于原核技术的发明一样，技术不该为食品安全问题担下全部罪责。　

　　事实上，面对食品安全问题，社会组织和个人并不是全然无能的。一方面，食品安全问题已超出国界疆域之限，构建食品安全的全球体系是当前趋势，这在一些具体事件中能够见到。另一方面，制度、法律和道德领域的补缺与改善，政府、社会与个人层面的防卫体系，都是题中之义。　

　　在今天，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不再陌生，保卫食品安全的意识前所未有地强烈。但也必须承认，我们保卫食品安全的能力并不足以让人乐观。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国际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上，前副总理吴仪发表致辞说，从整体来看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，中国的食品安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。　

　　这是对我们自身的客观认识，也是忧患意识的表达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忧患隐含着进步与改善的可能性。忧患是可贵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能做的只有承受与忍耐，也不意味着现阶段的食品安全保卫能力是可以被默许与接受的。关于食品安全的普遍忧患，促使我们必须不断提升保卫安全的各方面能力。　

　　客观而言，食品安全问题像是人们的影子，社会的影子，彻底铲除不太可能，毕其功于一役也不现实。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，是从世界各地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汲取教训和经验，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，高度警惕，积极作为，永不放松，打一场保卫食品安全的持久战。保卫食品安全，这是制度与法律的战役，更是道德与责任的战役。